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体小说，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胜轴事调委克马布尔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这座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渗来自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

该书360百科是一段撼动了土耳其的文化变迁记录——折射出现代文明与不断退却的含时找院重传统文化之间的斗争。该书也珍藏着逝去家庭传统的挽歌，更多的它还是一本博斯普鲁斯以及伊斯坦布尔和海峡之间的史书。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于2005年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

• 中文名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 作者 奥尔罕·帕慕克
• 原版名称 Istanbul :Memories and City
• 类别 自传体小说
• 首版时间 2005年

内容简来自介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360百科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这个城市特有的"呼背察争历总非基力食可愁"，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伯早便袁女呼长技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我”一生不是盟衣联铁兰说载若别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一幅摄影作品，捕捉了“我”童年时代的僻静街巷，街巷中的水泥公寓和木造屋并排而立，街灯空茫，明暗对照的黄昏——对“我”来说它代表喜想未这个城市——已然降临。（如今水泥公寓虽已挤走老旧的木造房屋，气氛却不变。）这幅摄影作品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使“我”忆起童年时代的卵石子路，也不在于卵石路面、窗子的铁护栏或摇摇欲坠的空木屋，而是因为它暗示着，随着夜的降临，这两个走在回家路上、身后拖着细长影子的人，其实是在将夜幕披盖在城市上。

　　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而对当地人来说，其联系始终掺杂着回忆。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肥权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呀殖学础杆调小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

　　“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培械响，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许多早期作家在书写伊斯坦布尔时往往养成这种习惯——在他们歌颂城市之美，用他们的故必输打生女连固事迷惑“我”的同时，“我”却想起他们已不住在他们所描述的地方，反而偏爱伊斯坦布尔西化后舒适的现代化设施。“我”从这些前辈那里得知，只有不住在这里的人有权对伊斯坦难杂执尔布尔的美大加颂扬，而且不无内疚：因为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研主控无浓觉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悲惨的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差距甚远。

　　“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而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爱序规素略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是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财富若是关键，那么空烧坐学“我”的确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家，当时这城市正处于最衰落的时期。基本上，“我”不愿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犹如接受自己的身体和性别。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命运就是这本书的主题。 

作品目录

　　（作品目录 ）

创作背景

　　千年古城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伊斯坦布尔这个有着2700年历史的城市里，东方与西方交汇，基督教与伊斯来自兰教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它背靠欧洲，面向古老的亚细亚，前面就是逶迤而来，连绵数千里古老的丝绸之路。一座城市一半在欧洲，另一半却在亚洲，这样的城市认害营讲术动村府角汉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一座城市，曾经是两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庞大帝国的首都。 

　　伊斯坦布尔的交融冲突兴衰起落，在帕慕克身上激起的是切肤之痛。伊斯坦布尔给了否验评编清孙伤更取销热帕慕克独特的历史厚重感。帕慕克以特有的360百科灵性重访家族秘史，用善于描写的天赋在家族秘史的脉络中发掘旧地往事，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画卷。

　　苏菲神秘主义

　　苏菲神秘主义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半岛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伊斯兰系阿拉伯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

　　苏菲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主要以《古甲甲兰经》和圣训的有关经文为依据，苏菲派主张出世主义，抑恶扬善、会州通导伯斗眼为措苦行禁欲、忍耐屈从、与世无争，其核心思想是“人主合一”，即人与真主达到合一的状态，人在真主的本体之中消失和寂灭，并与真主一起“永存”，也就是所谓的人性转化为神性。在苏菲主义的众多修行方式中，前往卡夫山的精铁苏裂排款神之旅就成了苏菲派文学创作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隐喻。苏非神秘主义的一个很重要概念，是指引领苏菲信徒踏上认识真主的精神道路。 

　　“呼愁”

　　“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忧伤，指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失落感及由尔状会此引起的心痛与悲伤。

　　帕慕克所说的“呼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与圆鱼得虽失落感相伴的忧伤，帝九修侵斤比儿着另一个是不太清晰的，大致与城市的风景相连。”简言之，第一部分是主体或人之忧伤，事很乎刚石八刘阳因土耳其迁都安卡拉后，伊斯坦布尔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逐渐失落，最终导致本地市民迷失自我与身份造成，第二部分是客体或汉吸轮台客按磁待层水景之忧伤，即伊城内四处可见的帝国遗迹、破败城墙、贫困后街、空荡荡间官族夜多协沙省武掉须的帕夏宅邸与雅偭、河得交制裂作顺输僧侣道堂等忧伤景观。将这两者凝合在一起的是土耳其现代化改革史，在这一历史中，作为一个伟大东方帝国后裔的土耳其人丧失了创造历史的权力，深负一种耻辱心理，同时又难以超越西方，故最终形成一种深深的民族呼愁感。

　　奥斯曼帝国多民族、多文明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在世纪的衰落，土耳其本土世俗精英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三者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土耳其产生一种呼愁”文化的根本动因。原促乐回社工席径号 

　　创作过程

　　帕慕克动手写此书时，处于抑郁症爆发的边缘。当时纪跳看粮样孙神四手他的生活，因为很多事情，处在察粒始事型图山真一场危机之中；离婚，父亲去世，职业上的问题，这须个问题，那个问题，所有的事都很糟糕。如果帕慕克软弱的话，一定会得抑郁症。奥尔罕·帕慕克每天坚持在早上起床后洗冷水澡，借此让自己的神智绍露跳赶元屋所毛间方冷静与镇定，然后回忆往事与写作，力求把书写得完美。

　　奥尔罕·帕慕克的家庭对《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这本书很不满，特别是帕慕克的哥哥更是抱怨。帕慕克说，因物尼为写作、出版《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这本书他失去了自己的哥哥。帕慕克还承认这本书也伤害了他母亲的感情。

　　版画家梅林的作品是帕慕克灵感的源泉之一。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中用了一整章献给了19世纪制作过君士坦丁堡版画的西方艺术家梅林。

人物介绍

　　奥尔罕

　　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是我的分身。“我”记不得这想法是从哪儿来或怎么来的。肯定是来自错综复杂的谣传、误解、幻想和恐惧当中。然而从“我”能记忆以来，“我”对自己的幽灵分身所怀有的感觉就很明确。

　　奥尔罕认为城市中另一个“我”的灵魂从未远离自己，从来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没离开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居。 

　　“我”

　　“我”，不仅仅是作者自己。在该作品第十节“呼愁”这一节，作者终于揭开了“我”的面纱，他就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普通的人民。同时，作者在向读者交待“我”这一角色的时候也自然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呼愁”（土耳其语的“忧伤”之意，土耳其语为huzen），展现给了读者。作者写到：“‘我’的起始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到的情绪。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主题思想：在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中，发现“故乡忧郁的灵魂”。

　　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该作品中，帕慕克用土耳其语将忧郁称为“呼愁”，认为这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文化特点。从现实层面看，西方旅人的建构与伊斯坦布尔全盘西化的现实是“呼愁”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伊斯坦布尔市民与政府对“土耳其性”有意无意地肯定、坚持与发展，也是“呼愁”形成的重要原因。西化与土耳其性在伊斯坦布尔既对立、矛盾，又交错、渗透，构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然而，全盘西化和土耳其性都有其局限与不足，因而也就无法消除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应该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超越其上，构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一、伊斯坦布尔的“呼愁”

　　帕慕克作为地道的伊斯坦布尔居民，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故乡忧郁的灵魂”，他用土耳其语将这种忧郁称为“呼愁”。但是，从“忧郁”到“呼愁”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与内涵。

　　“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忧郁是个体面对城市的破败、衰落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呼愁”则是城市的破败、衰落在伊斯坦布尔人心中层层积淀而成的一种共同的心理结构，一种面对世界、处理问题的方式，这是伊斯坦布尔文化的基本特点。 

　　对于伊斯坦布尔人而言，“呼愁”至少有着三个层面的含义：

　　1、它指社会物质层面的衰败与落后，这是“呼愁”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自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的二百年间，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欣欣向荣，迅速发展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庞大帝国。然而自17世纪末开始，由于种族的矛盾、经济的停滞和政府的腐败，奥斯曼帝国逐渐陷入危机。一系列战争的失败，使得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加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作战，战争失败，帝国解体，原来的领地纷纷独立，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领土范围仅限于土耳其本土，经济、社会长期陷于萎靡不振。伊斯坦布尔市民“眼见中东的财富溢出它们的城市，目睹从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几百年来曾是壮观的街头喷泉，现已干涸，喷头遭窃”。整个城市就像一部老式的黑白电影，缺乏亮丽的色彩。帕慕克拿伊斯坦布尔与德里和圣保罗对比，认为三者的差异不在于贫富，而“在于伊斯坦布尔辉煌的历史和文明遗迹处处可见。无论维护得多么糟，都使住在其中的人为之心痛”。财富的流失、城市的破败、人们的穷困，昔日的繁荣与今天的衰败构成鲜明的对比，成为压在伊斯坦布尔人心中无法摆脱的重负。 

　　2、“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共同的文化与心理构成。“伊斯坦布尔所承载的‘呼愁’不是‘有治愈之法的疾病’，也不是‘人们得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而是自愿承载的‘呼愁’”。“呼愁”是全体伊斯坦布尔居民共有的一种文化与心理构成，是一种深深地渗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并赋予其意义的东西，是他们无法也不愿逃避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呼愁”也就成为了他们相互认同以及认同外界的基础。在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只有当主人公们“退避到自己的世界，当他未能表现出足够的决心或胆识，而是屈服于历史及社会加在他身上的环境时”，换句话说，只有当他表现出“呼愁”的特点时，“我们才拥抱他们，同时整个城市也拥抱他们”。 

　　3、“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呼愁”决定了伊斯坦布尔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容。“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是主张个人反抗社会，反倒是表明无意反抗社会价值与习俗，鼓舞我们乐天知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等美德。‘呼愁’在贫困之时教人忍耐，也鼓励人们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与历史，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折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而是早已在他们出征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呼愁’不是弥漫全城的绝症，不是像悲伤一样得去忍受的永恒贫穷，也不是黑白分明的失败难题：它是倍感荣幸地承担其‘呼愁’”。

　　“呼愁”赋予伊斯坦布尔人心理、生活、社会与文化某种质的稳定性，使他们能够忧伤然而坦然地承受城市的衰败和自己的贫困，并在这种承受中获得心理的平衡并积蓄对未来的希望。因此，帕慕克不把“呼愁”看作完全消极的东西，因为它的消极中蕴涵着积极，这些积极因素支撑着伊斯坦布尔人的心理与生活。

　　从历史层面来看，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有其民族的传统。帕慕克认为，“‘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见两个迥然不同的‘呼愁’出现，各自唤起某种独特的哲学传统”。

　　第一种传统是一种世俗的忧伤。“当人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呼愁’”。也就是说，过于关注世俗利益并投入其中，便会因不能满足或害怕不能满足而产生“呼愁”。第二种传统是苏菲神秘主义思想。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追求自身与安拉之间某种直接的知觉，期望获得有关安拉直接的、亲身的体验。“对苏菲派来说，‘呼愁’是因为不够靠近真主阿拉因为在这世上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由于与真主阿拉永远不够接近、对阿拉领悟得永远不够深刻，使他倍感哀痛、空虚、欠缺”。教徒们因为无法达到与安拉的直接沟通、同一，因而感到忧伤也即“呼愁”。

　　苏菲派并不因为“呼愁”的存在感到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呼愁”的不存在，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未能与安拉沟通。“呼愁”的存在说明他们正处于与真主的沟通之中，但这种沟通永远不能完美，因此他们便永远处于“呼愁”之中。因此，帕慕克认为，伊斯兰文化有着“呼愁”的传统，而且人们以此为荣。

　　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固然与传统有关，更是伊斯坦布尔现实的产物。衰败构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的基础，而“西化”与“土耳其性”则是“呼愁”形成的两个关键。 

　　二、伊斯坦布尔的西化

　　帕慕克认为，“大众的‘呼愁’根基于欧洲：此概念首先以法语（由戈蒂耶而起，在朋友奈瓦尔的影响下）探索、表达并入诗”。伊斯坦布尔“呼愁”的形象实际上是由西方人建立的。伊斯兰教虽有“呼愁”的传统，但局限于宗教领域，与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奥斯曼帝国强盛时期的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其繁华、富庶是很多欧洲城市所不及的。但是，奥斯曼时期城市的形象还不明确，因此还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自19世纪开始，一些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作家艺术家如奈瓦尔、戈蒂耶、福楼拜、纪德等先后到土耳其旅游。

　　这些西方旅人带着西方的优越感、以西方的眼光来观察这片东方的土地。这种观察甚至带上了个人的爱好和情绪。他们专注于伊斯坦布尔的东方特点，专注于其衰落、贫穷、肮脏的一面。奈瓦尔强调“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剧院，从观众席观赏最美，避开了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戈蒂耶侧重探索、描写了这些“贫困肮脏的街区”，试图在“脏乱之中发现”“忧伤之美”。这些描写构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形象。

　　西方人构建的“呼愁”形象逐渐得到伊斯坦布尔人的认同。伊斯坦布尔著名作家“坦皮纳最先在奈瓦尔和戈蒂耶关于贫民区、废墟、破旧的住宅区所作的精辟观察中发现忧伤，于是将之转化为本土的‘呼愁’，通过它去领略当地的景致，特别是现代职业妇女的日常生活”。

　　然而，西方旅人的建构毕竟还是纸上的形象，要使其成为现实的文化，还得西化现实的支持。土耳其的西化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发展到它的极限，17世纪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摆脱困境，帝国统治者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提高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本身并不彻底的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反复的折腾却提高了西方在土耳其社会和土耳其人心中的地位，在土耳其人心中种下了西化的种子。20世纪20年代初，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成立共和国，西化成为政府的既定国策和社会主流阶层的首要选择。

　　而横跨欧亚的地理位置又给其学习、接近西方提供了有利条件。凯末尔政府放逐奥斯曼皇室成员、废除宗教法律、采用西方的制度、思想和文化、用西装代替土耳其民族服装进行服装改革、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进行文字改革，总之，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有意地切断“奥斯曼的根基”，试图使土耳其“成为更‘理智而科学’的民族”。

　　帕慕克对全盘西化持保留意见。因为全盘西方并没有使土耳其很快地富强起来，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土耳其疏离、丢失了过去的传统。西化使土耳其人丧失了自信，他们盲目地模仿西方，将自己民族宝贵的传统弃之如敝屐。在这种“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的过程中，伊斯坦布尔遗弃了自己的传统，丢失了“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传统文化的消失，西方文化的外来性，使伊斯坦布尔陷入文化的混乱之中，“这座城市就像我的灵魂，很快地成为一个空洞，非常非常空洞的地方”。西化也改变了伊斯坦布尔居民的精神面貌。处于社会主流位置的西化的中产阶级丧失了宗教信仰，远离传统，丧失活力，精神空虚。“‘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家看见的心灵空虚，都反映在这些缄默中。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他们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过西式的生活，与西方人一样为荣。“‘我’父亲的一个儿时的朋友，一位高雅潇洒的长辈”，每天要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喝两个钟头的茶”，“因为城里感觉像欧洲的地方，惟独此地。”也正因为此，这一批自认为“有权治理这些半文盲人口”，相信“这个民族国家属于我们，而不属于穷人信众”，认为“我们的控制权并非取决于我们的财富，而取决于我们现代而西化的眼光”的“西化、实证派的有产阶级”便丧失了自己的创造性与生命的活力。

　　西化一方面摒弃了传统，使土耳其人无法因过去的辉煌而产生自豪感，另一方面消除了土耳其人的自信，使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传统和个人的能力产生怀疑，再一方面又为他们竖立了一个他们暂时无法达到的榜样，一个多少加入了一定想象色彩的光辉灿烂的西方。

　　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之中，土耳其人无法不感到失落与忧伤。而伊斯坦布尔人的失落与忧伤则更加严重。因为在共和国时期，他们的城市不仅失去了作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辉煌与光彩，又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与荣耀。衰败的现实与多重的失落，使“呼愁”迅速成为城市的主流文化，牢牢地攫住了伊斯坦布尔和城市里的居民。 

　　三、对“土耳其性”的肯定与追求

　　所谓“土耳其性”，也就是土耳其民族作为土耳其民族所特有的一切。整个20世纪，在土耳其，土耳其性是与西化并行的另一文化潮流与价值取向。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色佛尔条约》彻底肢解，当时英国首相阿斯佳斯认为：“这次这个病夫真的死了”。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凯末尔政府进行世俗化的改革，全面学习西方，放逐伊斯兰主流文化，使土耳其整个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同质化的道路。但是，传统并不是想消除就能消除的。要建设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就必须通过一个共同的纽带将国人凝聚起来。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民族，西化并不能消除土耳其人的主体性，无法使土耳其人的利益与西方的利益完全一致，更不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因此，在西化的同时，土耳其民众与政府也不得不有意或无意、积极或消极、主动或被动地维持与发展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特有的东西，肯定与提倡土耳其性。

　　土耳其性的第一层表现是处处可见的过去的物质文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在既定的物质存在的基础上发展的。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曾经繁荣而富足。作为这种繁荣而富足的物质见证，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建筑、广场、教堂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顽强地显示着土耳其的传统与民族特色。奥斯曼甚至拜占庭时期的建筑虽然已经破败、年久失修，甚至被人为地销毁，但它们以其数个世纪累积下来的庞大存在顽强地抵抗着岁月与从侵蚀，而且正是它们以及过去时代其他物质文明的存在，构成了伊斯坦布尔的轮廓与特色。

　　土耳其性的第二层表现是过去传统与生活方式的继续。从传统看，土耳其属于伊斯兰文化圈。虽然土耳其政府和社会主流阶层推行西化，但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仍然按照过去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运转着。帕慕克家的老女仆“哈妮姆不服侍我们时，便跑回她的小房间铺上地毯祷告；每感觉快乐、哀伤、欢欣、惶恐或愤怒时，她便想到神；每当开门或关门，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做任何事，她便召唤神的名字，而后屏声息气地喃喃低语”。而帕慕克家族这样的西化家庭虽然以“怀疑和嘲弄的眼光看待一天祷告五次的信徒”，却既无法阻止仆人们的祷告，也无法使自己不受影响。“即使到现在，在某个大广场或走廊、人行道时，我仍会突然想起不该踩在铺路石之间的裂缝或黑色方格上，于是不由自主地跳着走”。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生活在土耳其的传统与现实社会之中，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西化的有产阶级，实际上都无法完全摆脱过去的传统与生活方式。

　　土耳其性的第三层表现是对土耳其传统与特征的尊重、挖掘、保存与赞扬。虽然政府与主张西化的中产阶级极力摒弃土耳其的传统，淡化土耳其的特征，但广大民众对于土耳其的传统却是重视与尊重的。虽然坚持西化的土耳其政府摒弃土耳其的传统文化，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并没因此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喜爱。这可能不能完全用“保守”来解释。土耳其的传统与特征是土耳其历史的一部分，要构建土耳其的民族性，就无法将其抛弃。实际上，土耳其政府与西化的中产阶级在这上面也存在矛盾。他们强调西化，但他们也无法摆脱传统与过去。

　　土耳其性的第四层表现是对土耳其民族共同体的积极构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土耳其意识，二是进行土耳其化。所谓土耳其意识，就是对土耳其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认识，土耳其化，就是将土耳其国内的非土耳其因素转化为土耳其因素，两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如果说，对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尊重与践行主要是民众的自主选择的话，那么，对土耳其意识与土耳其化的构建则是政府的有意倡导。从帝国变成共和国，居民的构成单纯了许多，为了增强新土耳其共和国的凝聚性，凯末尔政府也有意强调民族主义。

　　作为帝国时期的首都和共和国时期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首当其冲。由于和切身利益相关，伊斯坦布尔市民对土耳其化是支持的，其土耳其意识也很强烈。

　　“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土耳其化的崛起，政府对少数族裔实行各项制裁措施——有些人或许称之为城市最后阶段的‘征服’，有些人则称之为种族灭绝——这些语言（指土耳其的少数民族语言）多数消失匿迹。我儿时目睹此种文化灭绝：每当街上有人过分大声地讲希腊或亚美尼亚语，有人便叫道：‘市民们，请讲土耳其语。’到处看得见相同的标语”。

　　土耳其化达到极端，则是对少数族裔的强制归并。1955年，伊斯坦布尔甚至发生了针对非土耳其族人的暴乱。“土耳其政府蓄意挑起所谓‘征服热’，任凭暴民在城内胡作非为，抢夺希腊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财物。不少教堂在暴动期间遭破坏，神甫遭杀害”。“当天整个晚上，敢在街上走的每个非回教徒都冒着被暴民处死的风险。隔天早晨，贝由鲁的商店成了一片废墟”。帕慕克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是不赞成的，认为“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都犯了把各自的少数族裔当作人质的地缘政治罪”。

　　由此可见，“土耳其性”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构成其核心的是由土耳其政府主导或暗中支持的土耳其化和土耳其意识，主要内容则是包括西化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土耳其民众尊重与践行的土耳其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外围则是过去时代存留下来的物质文明。

　　应该指出的是，对土耳其性的肯定与发扬同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性的提出与肯定增强了伊斯坦布尔人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自己与西方的差距，从而增加他们“呼愁”的情结。在此意义上，土耳其性也是形成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一个关键的现实因素。自然，土耳其性的张扬也使得部分伊斯坦布尔人沉醉于民族主义之中，不以现实的衰败为意。“伊斯坦布尔的民族主义人士，像雅哈亚和坦皮纳，喜欢朝贫穷、挫败、匮乏的穆斯林人口看，证明他们并未丧失认同感，为了表明这些地区保持传统本色，未受西方影响，他写道‘他们一败涂地，他们贫穷悲惨’，但却‘保持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帕慕克看来，坦皮纳等人用的不过是“局外人的眼睛”，他们并没有生活在这些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之中，因此，也就无法代表伊斯坦布尔穷人的真正看法。传统与贫困并不必然联系在一起，民众遵守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满足于贫困的生活。

　　土耳其性与全盘西化本质上也不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土耳其民族的整体利益。强调西化是为了提升土耳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改变土耳其的习俗与文化，提高土耳其人的素质；肯定土耳其性则是为了提高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形成土耳其民族共同体。两者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土耳其的强盛与土耳其人的幸福。也正因为如此，西化与土耳其性虽然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但仍能在同一时期并行不悖。

　　在伊斯坦布尔，西化与土耳其性既矛盾对立又交错渗透。它不仅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存在于政府与民众、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和各个个体之间，也存在于个体的内部。

　　“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伊斯坦布尔最萧条的时候，城里的居民有半数时间也觉得自己像外来者。依据看待方式而定，他们觉得不是太东方就是太西方，所造成的不安使他们担心无所归属”。站在西方的立场看伊斯坦布尔，自然会觉得它太东方，而站在土耳其的立场看这座城市，它又太西方。这种矛盾不仅反映了伊斯坦布尔的现实，更反映了伊斯坦布尔人内心的西化倾向与土耳其性之间的矛盾。 

　　四、伊斯坦布尔之路

　　西化与土耳其性是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形成的关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伊斯坦布尔人将伊斯坦布尔从“呼愁”中解脱出来的两种尝试，是伊斯坦布尔“呼愁”的两条解脱之路。但是这两条道路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全盘西化导致了土耳其传统与文化的消失，损害了土耳其人的主体性，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不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土耳其性则保留了土耳其传统中落后的因素，导致保守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部分人安于现状，以落后为荣，同样影响了土耳其的发展。

　　如果从文化绝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角度进行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清楚。文化绝对主义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作为衡量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否认其他文化的相对价值，要求人类不同文化都按照一个模式或向着一个发展。欧洲中心论就是文化绝对主义的一个典型。伊斯坦布尔的全盘西方实际上反映了文化绝对主义的观点。文化相对主义则认为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它们就像一个半圆上的各个点，每个点与圆心距离都是相等的，因此，都有存在的理由。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具体的文化总是属于一定主体的、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的存在，因而有其相对性。但文化相对主义有走向绝对化的危险，那就是否认文化内含的客观、科学与真理的标准。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只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不承认相对性之中的绝对性——即稳定的可以超越特定主体、特定时空，能够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交流、传播、转换和共享的东西，只承认每种文化的独立性、个性或特殊性，不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共同性和普遍性。强调对“土耳其性”实际上也就是强调文化相对主义，但在这种强调中，土耳其性往往被极端化，从而陷入了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因此，两种发展道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与不足，因而也就无法完全消除伊斯坦布尔的“呼愁”。

　　帕慕克的理想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跨越两种文化”，具有“四方眼光”，在两种文化的基础之上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比如埃于普，帕慕克认为这是个“完美小村庄”，“是东方的完美形象”，“因为她位于旧城墙外，因而不受拜占庭影响，也没有你在城里其他地方看见的多层次混乱”，也“因为她能够从西方世界以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汲取好处，同时却又与中心、官僚、国家机构和建筑保持距离”。虽然对于已经习惯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与复杂的帕慕克来说它“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切”，甚至因她的完美而感到“厌倦”，然而这个金角湾尽头的小村庄仍然能让“每个人如此爱她”。原因就是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化和土耳其性。帕慕克的蓝图虽然还不很明晰，但思路却是清楚的。

　　土耳其在全面西化的过程中，全面失落了伊斯兰文化传统 。从普泛性的角度看，伊斯坦布尔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每个在经济、文化处于弱势的发展中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探讨就突破了伊斯坦布尔的范围，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空间结构

　　空间权力分析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非小说特征，是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不依照时间的线性模式展开而依照空间的图形模式展开的特征。这种空间特征是对传统小说中时间式线性思维的突破与超越。它没有连贯的故事线索， 也没有引起“行动”的事件，甚至可以引起情节起伏的对话也不多，而只有一幅幅拼贴进文本的照片与奥斯曼细密画，以及一段段碎片式的日常话语。也正是这些无中心的照片、绘画、话语凸显了这座城市错综复杂的空间分布形态，以及弥漫在这些空间中的权力意味，进而表达了作家一以贯之的“呼愁”或“忧伤”主题。

　　在帕慕克笔下，整个伊斯坦布尔是由话语空间、建筑空间、日常空间和监狱空间经过“划分性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一个秩序世界，这样的空间结构形式文本化地复现了土耳其世俗化改革过程中的权力交锋。话语空间的建构与控制。

　　文本中，世俗化改革所构想的抽象空间——“现代化”的、“文明”的、西化的城市——以均质化的逻辑和重复为策略，抹杀了伊斯坦布尔多文化、多民族、多语言、历史复杂的特征，取而代之以同化的、呆板的、等级的西化城市。于是，曾传承了几代的“读经台、长椅、镶珠桌、油画、加框字画、老式步枪、祖先传下来的古剑、牌匾”以及“荣耀的祖先们穿的艳红、翠绿和鲜橘色”的服装被现代的“文明”、“玻璃柜”、钢琴、“大幅肖像”、沙发、洋酒、茶色的西装所代替；宁静的礼拜、祈祷，虔诚的、谦卑的斋戒生活被“打开录音机（最时髦的消费热潮）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的生活代替。而在这一空间的殖民过程中，伊斯坦布尔的每个家庭及其成员都沉浸在一种可怜的“主体幻觉”中，购买经媒体鼓吹和“监狱统一体”所推行的符号，却从未发觉自己被传媒技术引导、操作而变成不能自主的客体。西化后的日常空间充斥着现代性的异化特征，人们变得“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在私底下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填补精神的空虚。消除了宗教，家变得和城里的‘雅俪’遗迹一样空洞，和‘雅俪’四周长满蕨类的花园一样昏暗。”对日常生活殖民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民众遭受奴役的现实被成功遮蔽，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充满了顺从的身体。

　　一旦日常空间殖民化遇到阻碍，就将其无声的渗透策略转变为血腥的暴力策略。小说第19节“土耳其化的君士坦丁堡”展现的正是日常空间同质化的暴力策略：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作为边缘者）曾试图抵抗世俗化改革、保持本民族的日常生活，但却被给予非人道的暴力“规训”——他们的财物被洗劫，教堂被烧毁，“神甫被杀害”，妇女被“蹂躏”，“杂货店和乳制品店”被“焚烧”，商品被掠夺。第19节的两张照片向读者展示的正是一群群“健康”、“正常”的暴乱分子实施这一行为的情景。

　　而这一切居然是在“政府的纵容下”、“政府支持”下完成的。而民众只能接受这一同质化行为的后果，因为离开了日常生活空间，他们将无所遁迹。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建筑空间的争夺是有特殊意义的。

　　空间的生产具有两种策略：同质化和边缘化，并通过同质化空间和边缘化空间达到对整个“全景式监狱”的控制。从文本中可以看到，世俗化改革者将整座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建筑空间加以西式同质化建构，到处可见摩天大楼、商业区、办公室、公园、海滨大道和“英国、法国饭店、咖啡馆”；同时，奥斯曼式的建筑空间被边缘化，希腊渔村、拜占庭门拱、雅俪别墅、圆顶木屋、古老的清真寺以及其它奥斯曼帝国的遗物，统统被悄无声息地拆毁，或是在暗夜里慢慢地腐烂掉。法兰克现代建筑“如白蚁般蛀蚀着伊斯坦布尔的名胜古迹”。“僧侣道堂随着共和国成立而关闭”，“坟墓和墓园”被“迁移到可怕、高墙围绕的空地”。处在他者位置的伊斯兰主义者在这场空间扫荡中做着几乎没有意义的抵抗，于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建筑空间上，充斥着西式空间与奥斯曼空间的鲜明界线，它以寓言的方式讲述着贫与富、西与东的差距和抗争。

　　在伊斯坦布尔的建筑空间中，“华丽的庭院”、“灯火辉煌的大厅”与“东倒西歪的木造房屋”、破旧的贫民窟所形成的鲜明对照，无时不在彰显着阶级的对立，贫富的差距。“唯有伊斯坦布尔的大富翁们能像西方人那样生活”，而穷人只能过着“破旧、平庸” 、“微不足道、二等公民、受人歧视的生活”。更重要的一点是，空间本身是政治的、权力的，它参与了生产关系的生产，促进了已有空间的进一步强化，它关联着“一整套制度机构、网络、组织、人力资源、生活方式、都市精神及其它实际力量所组成的权力网络系统”，进一步促进了伊斯坦布尔的贫富分化、过去与现在的对立与断裂。用帕慕克自己的话说，“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穷人变得更穷，只有2%到3%的人极端富有。”而这一切的根源之一就是西化的建筑空间的建构。 

历史散文

　　以伊斯坦布尔为主角：在作者追忆自己的童年到成年的经历的同时，书中的另一个主角——伊斯坦布尔也开始显现。在文本中，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主角，当作者把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看做是主角的时候，读者可以把这该书看做是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散文。在文本中，帕慕克以一种充满哀伤的笔调叙述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从辉煌到衰落的历史。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只能从那些每天依然飘荡着悠扬钟声的清真寺中寻找昔日的荣光，更大的现实却是经历凯末尔革命后的伊斯坦布尔一边在褪去伊斯兰的风情，一边却还是跟不上国际化的步伐。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使得伊斯坦布尔充满着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该作品中，帕慕克看到的伊斯坦布尔已经是衰落了的帝国首都，可是那种深深植根于城市的“呼愁”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作者自己只是继承了这种精神而已。他没有从官方的历史书中去寻找城市衰落的轨迹，而是从画家、外国作家，城市专栏作家等艺术家那里找寻城市从繁荣之都到废墟之城的点点信息。

　　作者追寻伊斯坦布尔的辉煌是从德国画家梅林那里开始的。梅林于18世纪中后期来到伊斯坦布尔，那个时候的奥斯曼帝国虽然巅峰已过，但是美丽依存。梅林通过精确的笔法将最逼真的伊斯坦布尔风光展现在后世观赏者的眼中。“当我们从一个失去的世界审视这些风光景物，欣赏精美的建筑细部以及对透视法的娴熟掌握时，我们对逼真的渴望充分得到满足”。当梅林将自己的画作转化成版画的时候，历史上的伊斯坦布尔便活生生展现在欣赏者的面前。那个时候的伊斯坦布尔就犹如一个美丽的天堂，任人遨游。帕慕克认为：“看梅林画中的博斯普鲁斯风光，不仅使‘我’忆起初次看见博斯普鲁斯的情景——当时尚未大兴土木的山坡、谷地和冈峦，对未来四十年内即将出现的丑陋建筑来说有着难以唤回的纯净”。梅林的画作将人们带回那个依然美丽的伊斯坦布尔，唤起人们对尚未走上西化道路的传统伊斯坦布尔的美好回忆。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回忆，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无法逆转，以至于当作者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只要想到这座失去的天堂还留给‘我’这辈子熟悉的一些风光与房子，某种狂喜之情便油然而生”。

　　如果说梅林时代的伊斯坦布尔还能显露出帝国都城的繁荣的话，到了作者所谓的“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时代，伊斯坦布尔已经尽显衰败之象。作者打开贝尤鲁——奇哈格——加拉塔地区的地图，“查看‘我’的英雄们经过的每一条街、每一栋建筑，若一时记不起来，我便幻想他们可能出入的每家花店、咖啡馆、布丁店、酒馆的详细情况”。以至于作者后来“在脑海中以黑白影像重新创造‘我’童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时，这几位作家笔下组成伊斯坦布尔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不考虑他们四位，就不可能去想伊斯坦布尔，甚至‘我’自己的伊斯坦布尔”。

　　帕慕克将记事录作者希萨尔、诗人雅哈亚、小说家坦皮纳以及记者历史学家科丘等四位作家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重要而地道的主题：他们出生时的大帝国步入衰亡。这四位作家对奥斯曼文明的必然衰微有着深刻理解，所以他们并没有沉湎于一种稀释过的怀旧之情，简单的历史自豪或者激进的民族主义。他们认识到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废墟之城，但是却是他们自己的城市。于是四位作家对于自己的城市持有一种相同的感情：“一切文明皆如亡者一般短暂无常。就像我们难免一死，我们也得接受来而复离的文明一去不回”。于是他们便开始直面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废墟，追随着西方人的足迹漫步贫民区，寻找赋予居民“呼愁”的衰败美景。他们发现这些地方的人们一败涂地，贫穷悲惨，但是却保持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未受西方的影响，保持了传统。就这样，四位作家看见“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共和国初年的民族主义、废墟、西化政策、诗歌与风景交织成一个故事。这些纷乱的故事造成的结果，让伊斯坦布尔人得以看见自己的形象，追求他们的梦想。” 从梅林时代的辉煌到四位作家时代的衰微，伊斯坦布尔的发展轨迹终于也让帕慕克了解到这种衰微是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于是帕慕克便也不再沉浸在这座城市的昔日荣光之中，不再逃避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美好风光中，而是随着那些作家的足迹踏访贫民区和偏远邻里。在贫民区里，帕慕克发现如画一样的美丽风光全部来自坍塌的城墙，在这种坍塌的城墙上，帕慕克发现了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来源。

　　与上面四位作家不同的是，帕慕克虽然也接受了伊斯坦布尔的衰微，也了解到贫民区保持了传统，但是帕慕克更多是看到这些地方因为落后和不发达带给人们的痛苦和忧伤。“同一时期，欧洲与西方由于科技突飞猛进而越来越富有。伊斯坦布尔越来越穷，丧失国际地位，成为备受高失业之苦的穷乡僻壤。”于是帕慕克在“呼愁”那一节中，用了六十个分号的内容向读者呈现了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本质。当城市的忧伤和帕慕克的忧伤互相渗透的时候，帕慕克开始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就像这座城市，我是个行尸走肉，苟延残喘的混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与失败的街头巷尾。”也使得帕慕克认识“这确实是个朝两方推进的城市，但它的改变尚未如它所说的那么快。这城市却也未能对清真寺、尖塔、宣礼、历史寄以敬意。”

　　帕慕克以一种历史散文的笔法给读者展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由盛转衰的轨迹。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必然带来伊斯坦布尔的衰落，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却因其定位模糊而使得伊斯坦布尔的发展陷入两难境地。虽然凯末尔进行了彻底的西化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在后来却因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再次抬头而变得摇摆不定。这使得伊斯坦布尔自帝国衰亡以来形成的“呼愁”变得更加深刻凝重。

　　虽然该作品的表层结构是作者回忆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成长经历，但是该作品在表层结构下面，还有三条暗线，每一条暗线对应一种文体，每一种文体表现一种思想。作者以小说的形式讲述了伊斯坦布尔另一个“我”的故事，这其中作者想要表达的便是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是这个城市中人民共有的一种文化意识；以自传的形式向读者讲述了作者自己的一生是怎样抵抗这种“呼愁”，并最终发现“呼愁”不可抵抗，它就是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情绪，他告诉伊斯坦布尔人民，应该将这种情绪作为追求人生的一个光荣起点；以散文的形式向读者勾勒出来伊斯坦布尔由辉煌到衰微的轨迹，凸显出伊斯坦布尔这样一座地跨两洲的城市本身也具有一种深刻的“呼愁”。帕慕克将三种形式的文体穿插着进行演进，给读者设置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迷宫，让读者自己寻找出路，让读者在迷宫中和伊斯坦布尔人民一同体会那深沉却也酝酿着希望的“呼愁”。 

文本叙事

　　家族衰变与帝国末路

　　个人叙事与民族记忆的第一个交点是失落感，包括帕慕克家族的衰败和奥斯曼帝国的末路。两种失落感在该作品中时而融合、时而分离，造就了土耳其的失落灵魂、帕慕克笔下的失落风格，也为整个文本奠定了忧郁的氛围与基调。 

　　1、帕慕克家族的衰败

　　帕慕克的祖父名为穆斯塔法·谢夫盖，来自切尔卡西亚，于19世纪的俄土战争期间移居土耳其，并在19世纪30年代的共和国铁路建设中发了大财，使帕慕克家族一跃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名门贵族。然而，好景不长，1934年，，随着祖父的过世，整个家族开始了急速的衰落。在经济上，“父亲与伯父”的生意不断地失败，“年纪轻轻时继承的工厂”不断地被“断送”，日渐亏空的家产不断地被“变卖”。在家庭内部，财产纷争不断，旧账新账“堆积如山”，亲情、婚姻关系越来越恶化，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是“冷酷无情”和“波涛汹涌的责难”。就这样，一个曾经富足、欢愉的大家庭在一次次“家产凋零” 、“家庭破裂”中变得分崩离析、悲惨贫瘠。然而，帕慕克却将家族的失落归之于帝国的衰败：“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我们的家”。 

　　2、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帕慕克说：“‘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何为“失去的荣耀” ？奥斯曼帝国曾横跨欧亚非，幅员600万平方公里，囊括40多个国家在内，经济、文化空前昌盛，是人类历史最为辉煌的一个庞大帝国。然而，这一切在维也纳战役后化为乌有。曾经的辉煌景象变作“东倒西歪的木造房屋，残破的喷泉，年久失修、屋顶坍塌的陵墓”，行走在清真寺与宣礼塔间的是贫穷忧郁、失魂落魄的市民，抑或妖艳、裸露的女郎。这一切述说的不再是“生命、欢乐和幸福”，而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这就是14至16 世纪时世界的中心，这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

　　但对帕慕克来说，“观看更潦倒、更破落、更凄惨的伊斯坦布尔”使他“忘掉自己的痛苦”。帕慕克说：“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

　　在作品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美景之美，在其忧伤” 。这是艾哈迈特·拉西姆（Ahmat Rasim）的句子，也是帕慕克摹景诗学的总结。

　　在文本中，“情景交融”这一艺术技法几乎达到了一个顶峰：在章节安排上，“我”的传记与伊斯坦布尔的衰变隔章叙述，在图画、相片的布置上，“我”的照片与城市的图景交替出现。这一切为全文个人与民族之间的诗性汇通垒实了基础。 

　　3、兄弟之争与文化冲突

　　个人叙事与民族记忆的第二个交点是冲突感，包括奥尔罕与谢夫盖的“兄弟之争”和西化者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文化交锋，两者结合在一起，相互映照，给予“东方主义” 、“西方主义” 、文化冲突等理论崭新而深邃的意义。

　　首先是“兄弟之争”：在文本的第32节的题目是“兄弟之争” 。在该节中，帕慕克描述了一场颇有意味的“战争”：战争的主角是两个小男孩，一是帕慕克，一是谢夫盖——帕慕克的哥哥。战争的内容是“没完没了的打架”，抑或“狠心策划的侵略行动”，包括学业上的，也包括武力上的。战争的结果是“手脚的瘀伤” 、“裂开的嘴唇”，抑或“流血的鼻子”。帕慕克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男孩，足球踢得好，对一切游戏、运动都充满了热情。谢夫盖在学校更成功。因此，‘我’嫉妒他，他也嫉妒‘我’。他是一个理性、有责任感的人——上层人的气质。‘我’对游戏感兴趣，他对规则感兴趣。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竞争，最后，这成为‘我写’作的一个主题”。

　　我们是一对“心地善良”的“兄弟”；不论如何，“打这些架” “不是为了证实谁对谁错”，而是为了博得母亲谢库瑞更多的爱。因此，每当“我躺在地毯上哭”时，哥哥总会“为‘我’感到难过”，并“唤醒‘我’，叫‘我’换衣服睡觉”。

　　其次是文化冲突：帕慕克说：“在土耳其，60%的人保守，40%的人渴望西化，双方争论不下200年，至今未能和解。在东、西之间不断地徘徊，这就是土耳其的生命方式”。文化冲突一直以来都是土耳其难以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1923年西化改革后，随着土耳其现代化弊端的渐露端倪，土耳其内部出现文化身份的严重分裂：一派是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另一派是凯末尔主义者。前者坚持东方人的身份，不断地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后者往往是土耳其政府的上层领导，坚定地支持全盘西化，并对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两者势不两立、互不相让，汇成一条文化冲突的血腥河流——梅内门事件、伊兹密尔总统谋杀案、纳克斯本蒂运动、伊斯兰大百科全书事件、头巾风波、1960、1971、1980的3次军事政变，无数的人在其中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在文本中，帕慕克写道：“读者若留意到‘我’在描写自己的时候描写伊斯坦布尔，在描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描写‘我’自己，也就已看出‘我’之所以提起这些幼稚无知、残酷无情的打架，是为其他事作安排”。 

　　4、两个奥尔罕与双重灵魂

　　个人叙事与民族记忆的第三个交点是双重感。一个是帕慕克的影身直觉，另一个是土耳其民族的双重灵魂，它们不仅使人们对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多了一重反思，同时也给土耳其无休止的本土文化冲突带来一种深层次的心理学解读。

　　首先是两个奥尔罕。“两个奥尔罕”是伴随帕慕克一生的艺术直觉。在很小的时候，帕慕克就觉得在伊斯坦布尔的另一栋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他的相貌与自己相同，他的家庭与自己相似，甚至他的爱好与世界观也与自己相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是‘我’的分身。”这个与他形神皆似的“另一个奥尔罕”总是“缠绕在”在帕慕克的“内心深处”，这让他时而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

　　同时，他也庆幸有“另一个奥尔罕”的存在，因为想象成为“另一个奥尔罕”也是一种幸福，还可以让他忘记忧愁的存在：“每当我不快乐，便想象去另一栋房子、另一个生活、另一个奥尔罕的居处，而终究‘我’会说服自己或许我就是他，乐趣无穷地想象他是多么幸福。”

　　其次是双重灵魂。双重灵魂是土耳其精神文化的一个生动概括。首先，在历史上，土耳其的文化具有两面性。众所周知，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既包括希腊、犹太等西方民族，也包括叙利亚、阿拉伯等东方民族，既有伊斯兰文化，亦有东正教、基督教文化，可以说，土耳其人的文化杂合历程实际上从14世纪就已开始。其次，从建筑空间上看，作为一个古老帝国的后代，土耳其既保存了诸如清真寺、宣礼塔等的奥斯曼建筑，又兴建了西化、现代的公寓、别墅，二者无时、无处不杂居在一起，昭示着民族灵魂的两重性。再者，从文化身份的分布上来看，土耳其同样是一个双面的民族。在世俗化改革中，被改造的人往往是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居民，更多的其他地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在帕慕克看来，“两个灵魂”是人的一种存在本质。 

作品评价

　　在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聚衍鱼类；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 

　　——莫言（中国著名作家）

　　帕慕克忠诚于他内心丰富的诗意。一曲意味深长的迷人哀歌——唱给记忆中的童年，唱给伊斯坦布尔——把他带到世界面前。 

　　——《观察家报》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一部“原创性的作品”，“此前从未有人做到过这一点”。 

　　——张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远非只关大义的民族志，也不是供“东方学”解剖的乏味样本，它更是一部充满个人温情记忆的有趣的个人史。 

　　——凤凰网

作者简介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土耳其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西方文学评论家将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论，称他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  1952年6月7日，帕穆克生于伊斯坦布尔。 ​

　　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该作品获得2003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6年，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