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辑览》是乾隆三十三年敕撰编年体史书，共一百一十六卷
- 作品名称 通鉴辑览
- 作品别名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 创作年代 乾隆三十三年
- 卷数 一百一十六卷
- 类别 编年体史书
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编年记事，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讫明代，清高宗亲作御批，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此书在史书中虽无特殊价值，但剪裁和内容组织上都很精当，篇幅适中，既不像《纲鉴易知录》那样仅具梗概而略显乏味，又不像《资治通鉴》那样篇谓续秋围方握议宗幅浩大，头绪繁多，难于卒读。
是清代通行的历史读本，民国初年也颇为流行。王文濡又补入清代史事，称为《增修居宣曾格协保征补正正续历代通鉴辑览》，共140卷。
纂修起因
纂修《御批通鉴辑览》的起因，是清高宗阅读明朝李东阳《历代通鉴来自纂要》一书，"以编内毫采录尚未精审，特敕重加订正，并增入明代事迹"。
这种因已有之书而修订增辑，是乾隆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常例，最初未必列为要务，况且当时清廷正着力纂修《大清会典》、《续文献通考》(后发展为"续三通"、"清三通")、《皇舆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等史书，《通鉴辑览》的纂修恐亦视作泛常之事360百科，连清高宗有关敕令的日能底破县王医病证故期亦缺记载。
然而随块则获色预酸来统被着纂修的进展，在认真讲求褒贬书法、斟酌义例过程中，其重要性遂被提高，纂修方至五代之际，已有"要之《辑览》一书非他书之比，既奉朱批，又将颁发士大夫，必家置一编" 的说法。
后来晶亲茶早几，清高宗在亲撰序言内，提起纂修此书的起因，乃从其"皇祖"《御批通鉴纲目》谈起，认为"皇祖"御批虽可"垂教后世"，但却未改动旧史之文，"故命儒臣纂《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尽去历朝臣各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
这样静法显赶整一来，似乎纂修此书是秉承清村明圣祖的未竟之业，一开始就林教季门谁美剧有高标准的政治、学提千助鲁屋鲜否病脸术目的，与李东阳《历代通相杨列逐针越件送源送鉴纂要》无关。
我们注意到:清米轻记正原甲志官书不仅不载清高宗最初的修书敕令，而且把李东阳段承围田方少关《历代通鉴纂要》也弄得无影无踪，《四库全书》发越差各载看呼验直凯中未收，甚至《四库全书总目》也未作为"存目"加以介绍，其中有否忌讳，实为疑案。
编者与编纂过程
作为一部重要的官修史书，《御批通鉴辑览》的始修之年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在此书提要中称:"《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而实际上，乾隆三十二年乃是清高宗为本书撰写序言的题签时间。
杨述曾是本书最重要的执笔纂修人，其父杨椿为雍正、乾隆间有名学者，参修《明史》、《明纪纲目》、《大清一统志》等书。杨述么许部术曾承其家学，尤精于治史，乾隆七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任翰林院编修。《清史列传》卷七十一记述曰序线进乙笔名接于服花导:"(乾隆)二十四年，来自充《通鉴辑览》馆纂修官……三十二年，《通鉴辑览》书成，将脱稿而卒，年七十。始编《辑览》时，折衷体例、书法、本红季战末条件，总裁一委之。又详订舆地谬讹，汇为《笺释》。与朱筠、蒋和宁、张霁、王昶诸人，同事发凡起例胶心，龂龂不少假。及卒，大学士傅恒以述曾在事360百科八载，实殚心力入告，奉旨赏给四品职衔"。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二四载刘纶《杨述曾墓志铭》，记述与《清史列传》略同，且言"君之于《辑览》，则直以官与身视成书为始终，其可志也。"既然《下书快程急消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从发凡起例开始，杨述曾就是主要纂修人，那么他充任概宗做降员洋伯模径养成纂修官的乾隆二十四年香练校因率搞必然是本书的始修之年。
得非专 纂修《通鉴辑览》，清廷专设馆局，以大学士傅恒、来保、尹继善、刘统吸验医地选勋四人为总裁，设副总裁七人、提调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间章纂修官十二人、校对官十人、总校官十二人，规格、规模均相当宏大。杨述曾名列纂修官之首石志群践神之朝，其他如朱筠、赵翼、陆锡熊、程晋芳，总校官如毕沅、纪昀等人，或已是文化名人，或在纂修此书中锻炼为硕学之士。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所载清高宗县德究因临重陈乎只写御制序，题签为"乾隆丁亥秋月御笔"，即乾隆三十二致年秋，一般目录之按容书即据此作为成书之部时。然而杨述曾亦卒于本年秋天，是时此书处于"将脱稿"状况，则清高前诗模受牛志弦形宗御制序写于全书告成之前。本书卷首尚载有馆臣的《进书表》，所署日期为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而且在《清高宗实录》中，《进书表》与御制序都载于这一日， 可见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压绍正丝达负煤才是本书正式告成之时。
《御批通鉴辑览》成书假举家两声查行演零庆后，又于乾隆三十六年将书中清高宗的批语录出另成一书，共十二卷，名为《评鉴阐要》。后收入《四库全书》史评类。
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的编纂《四库全书》活动，是清官方对思想文化和文献遗产大规模的、全面的清理，《御批通鉴辑览》也再历一次补充更定。乾隆四十年，清高宗谕令将南明唐、桂二王附记于卷后。 五代、北宋时辽国进攻内地政权，原从后晋时起书为"侵"，此前仍书"入寇"，乾隆四十二年于校勘本书中，谕令一律依列国互伐之例书"侵"。
乾隆四十七年又命《通鉴辑览》记载吴三桂攻入缅甸擒南明桂王朱由榔事，提出不应泯没史实，对吴三桂"又何不可功则功之，而罪则罪之乎?" 此外，尚有其他补充润色之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写成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亦录入《四库全书荟要》。
主要内容
最后定本的《御批通鉴辑览》起自远古伏羲氏，止于明末，一百十六卷，后附南明唐王、桂王事迹本末四卷，即唐王一卷、桂王三卷。 仿《资治通鉴纲目》体式，但"纲"与"目"皆用大字书写，而用双行小字补叙史事、附记轶事异说、注明人物、诠释地名、考辩史实、引述前人注释和评论等等，并间或撰有馆臣的考释评述。正文、《凡例》与批语对包括《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各种史书皆有指摘，而自称本书"尽善尽美，集史学之大成，实足表里六经，准式万世"，成为撰史、评史的圭臬。
《御批通鉴辑览》在编纂和修订中，于义例、书法、是非褒贬等极其认真，对史实也不乏精湛的考辩，却仍未能全脱官修之书众手不齐之弊，《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两种版本及《评鉴阐要》所载清高宗的批语数量各不相同、在一些重要内容上互有遗漏，文字也有错讹，盖写定之时各书未能协同校对。
书中内容亦有与《凡例》抵牾处，例如《凡例》明确批评贺善等人的史论"文芜义浅"，要"并加刊消，以省繁文"，而卷二十二却引贺善评汉光武帝的赞语，称相信图谶为其"盛德之累"，这恰与清高宗在上一卷的批语相违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
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讫於明代。编年纪载，纲目相从。目所不该者，则别为分注於其下。而音切训诂，典故事实，有关考证者，亦详列焉。盖内府旧藏明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皇上几暇披寻，以其褒贬失宜，纪载芜漏，不足以备乙览，因命重加编订。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微言大义，灿若日星。凡特笔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极则。不独词臣载笔，不能窥见高深，即涑水、紫阳亦莫能仰钻於万一。所谓原始要终，推见至隐者，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不可一一缕陈。而尤於系统表年，著笔削之大旨。予夺进退，悉准至公。故大业冠号，则义等於存陈。至正书年，则旨同於在郓。知景炎、祥兴之不成为宋，而后遯荒弃国者始不能以滥窃虚名;知泰定、天顺之相继为君，而后乘衅夺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统。凡向来怀铅握椠，聚讼不决者，一经烛照，无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为明训。仰见圣人之心体，如鉴空衡平;圣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设。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无复能低昂高下於其间。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至明季北都沦覆，大命已倾，福王窃号江东，仅及一载。皇上如天圣度，谓犹有疆域可凭，特命分注其年，从建炎南渡之例。唐、桂二王迹同昰、昺，虽黜其伪号，犹轸念其遗臣，亦诏别考始终，附缀书后，俾不致湮没无传。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赞一辞矣。
地位与影响
《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及其成书，在清朝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该书在官方史学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序》经精心结撰，对清以前的历史作一系统的清理，成为官方述史、论史的的圭臬，而居于尊崇的地位。清高宗自诩其书"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将此书看成为万世君臣的政治教科书。而辑录清高宗批语的《评鉴阐要》，《四库提要》称其"圣鉴精详，无幽不烛……斥前代矫诬之行，辟史家诞妄之词，辨核舛讹，折衷同异，其义皆古人所未发而敷言是训，适协乎人心天理所同然"，是"读史之玉衡"、"传心之宝典"，甚至认为此书一成，起到"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言，原可无存"的作用。 按照这个说法，清以前的任何历史名著，均无法与之相比。
同是清朝官修前代之史如《明史》、《明纪纲目》等，在《御批通鉴辑览》成书之后亦相形见绌，而且有时要按《御批通鉴辑览》进行修订。清高宗在批语中多次指摘本朝官修《明史》，如批评其中记载明宪宗万贵妃嫉妒狠毒，前后事语自相矛盾; 批评书中对明英宗的赞称;批评其中记述史可法由其母梦文天祥而生，是"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 乾隆四十年，清高宗指摘《明纪纲目》之误，承认纂修时"朕鉴阅尚不及近时之详审"，决定将之修改，"若《通鉴辑览》一书，其中体例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此次改编'纲目'自当仿照办理"，同时又令将《明史》亦加修订。 此外，清高宗还多次在批语中指出宋、辽、金、元史内人名、地名译音鄙俚，从而发起大规模修订正史的活动， 其契机亦出于《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
由于《御批通鉴辑览》极严格地贯彻了要求臣下忠贞不二的纲常准则，将之推拓至明清之际，遂导致乾隆四十年在国史中特立《贰臣传》的举措，随之又在《续通志》中也照此办理，一时声势颇大。溯其思想源流，亦得自《御批通鉴辑览》的编纂。总之，无论清廷的自我评价还是该书的实际影响，《御批通鉴辑览》当时都处于官方史学中的尊崇地位。
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为契机，清高宗在评断历史中总结政治经验，推动了官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发展。全书及其批语中，强调臣下无条件忠于君主，朝廷要建立严格的"纪纲"，主张行政"宽而有制"，认为人主应牢牢掌握用人之权，勤于政事而使权不下移，并且针对具体史事提出许多具体的见解，这些都发展了康雍以来的统治思想，维护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清高宗反对史书滥载五行灾异等怪诞之事，斥其不实，而更加痛恨"左道"妖言，认为这是政治上倡乱之阶。他在关于刘邦斩蛇之事的批语中，指出往往有借怪异惑众煽乱者，在王莽借符命篡汉事的批语中明确提出:"左道之诛，其可贷耶!" 他还赞同苏轼"大乱起于小奸"的说法，认为如果对"左道惑众者流不能早除"，会导致"自贻噬脐之祸"。 清高宗鉴于历代多有东汉张角等借"左道"起事造反，得出不能"养痈滋蔓"见解，于是对民间宗教采取不分情况、极其严厉的镇压手段，使社会矛盾激化。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连绵数十年，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重大的政治动荡，部分地由于清高宗的决策不当，而批阅《通鉴辑览》与此相关焉。
清高宗认为"世殊代异"，分封、井田、均田制等皆不可行，而强调保持满洲礼制、风俗，这种反对复古却主张"法祖"的观念，与其父清世宗略同。所不同的是:他从"法祖"观念引出反对一切变法的政治见解，则是在批阅《通鉴辑览》中形成的。清高宗抨击王安石变法，将之与王莽改制等同，认为是"宋室致病之由"。 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变法，尤其加以贬斥，如攻击北魏"孝文变其祖宗之法……不德孰甚焉";斥责金章宗"尽变金源旧风，国势日就孱弱"等等。 正如他在一项谕旨中所说:"迩来批阅《通鉴辑览》，于北魏、金、元诸朝，凡政事之守旧可法、变更宜戒者无不谆切辩论，以资考鉴"， 可见"守旧可法、变更宜戒"已成为清高宗政治思维的定式。这种守旧思想，给清朝政治以深远的消极影响。
在《御批通鉴辑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储贰问题的论断。清世宗鉴于康熙后期嗣位之争，创秘密建储之法，但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几千年以来关于册立储贰、早定"国本"观念根深蒂固，储君又有立嫡、立长的原则，这充斥于经史典籍，影响极大。是恢复传统儒学的立储方法，抑或将传统方法视为井田制一样不可行于今时，还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立储制度?三者必取其一。清高宗经过一度犹豫徘徊，选择了最后一项，而这种选择是通过批阅《通鉴辑览》作出的。他在批阅殷商帝乙立嫡子辛(即后来的纣王)为储君时，就意识到"立嫡之论"的舛误，"观此犹不悟者，非愚而何?" 随后以批语批评了汉高祖、唐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拘于立嫡立长而导致动乱的举措，明确提出"神器当择贤而畀"的主张。在唐朝裴休请早立太子事的批语中，清高宗详论了册立太子之弊:"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论，即有英贤之姿，谀之者献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迹章章可考也。，则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间均选贤而教之之为愈乎!是不亟亟于册立者，实所以保全之也……故悉而论之，以破千载之惑。" 乾隆四十八年，清高宗下令编纂《古今储贰金鉴》，搜集从西周至明朝因册立储贰招致祸乱的事例，附加评论，冠以有关谕旨，彻底否定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传统制度，使清代秘密建储的理论系统化、成熟化。这个理论的贯彻实施，使清朝宫廷政局始终比较稳定，而其基本思想见解，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即已提出，事例也有所准备，《古今储贰金鉴》的编纂乃是水到渠成之举。
时至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末期，而乾隆朝却是一个"盛世"，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者清高宗，其思想也呈现出两重特征。他以宏大气魄、渊博学识而雄视千古，高屋建瓴地评析历史，对历代帝王和名臣几乎皆有所指摘，从中总结政治经验，在政治措施与政治理论上有所创新。《御批通鉴辑览》纂成阶段正是乾隆朝由盛转衰之际，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他在评析历史中表现出政治思想的守旧性和极端专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由编纂《御批通鉴辑览》而成熟起来的这些官方的政治历史观，如新的正统论思想、严执纲常伦理原则、臣民的绝对"忠节"标准、反对变法的守旧意识、秘密建储的政治理论等等，对此后清廷的思想、政策、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之成为一个保守、专制而又比较能有效运转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
后世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的历史命运。依照既定计划，《御批通鉴辑览》"将来书成时亦必颁赐讲习"， 是为极重要之书。修成后清高宗自己也常常重新阅览，乾隆五十六年阅后还曾写诗，并以自注再次称此书提供"万世君臣法戒"。 至嘉庆朝，《御批通鉴辑览》和《评鉴阐要》确实被奉为思想法戒，尊崇至极。清仁宗将之敬谨研读，并写出《恭读评鉴阐要》诗七十五首， 首首赞颂清高宗的思想与见识，重申清高宗的历史论断。道光后期以降，资本主义列强的步步侵入，社会舆论仍倡行着以"忠节"思想，以加强"攘夷"意识，但中国面临的毕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新问题，旧的封建思想体系已显得苍白少力，《御批通鉴辑览》的"法戒"作用有所淡化。到同治朝，西太后垂帘听政，当然不会再宣扬极力反对女后干政的《御批通鉴辑览》。清穆宗(同治帝)虽青年早逝，却也撰有不少经史之论，而其史论多有与《评鉴阐要》相抵牾之处，例如清高宗认为商高宗用傅说为相，"恐人望未厌，托之梦赉图形，所为神道设教而已"， 而清穆宗《商高宗梦得傅说论》 则言:"高宗之梦真也，非托也，要之积诚之所感而已";清高宗认为史载"商山四皓"使汉高祖不废太子，"其事不足深信"， 而清穆宗《四皓安储论》 则对此津津言之，决不怀疑;清高宗斥陈平、周勃为"高祖之罪人"，而清穆宗则称"平、勃虽有安刘之功，亦侥幸成事而已" 清高宗认为唐玄宗焚珠玉锦绣之事恰见其"情伪"， 而清穆宗则盛赞唐玄宗"此举犹有古人慎乃俭德之遗风焉"。 如此等等，可推断清穆宗不曾阅读《评鉴阐要》和《御批通鉴辑览》，在西太后掌实权时期，《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已被束之高阁。
清朝灭亡之后，近代学者多持贬斥清廷情绪，对清朝官方所修史书不予重视，其影响波及至今，史学界研究清史甚至研究清高宗本人，亦未注意到《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同时，此书至今也未有一较为精审的校点本。
